历史上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金融支持靠的是债券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金融支持靠的是股票市场。
实际上在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会出现新阶段上的潜规则，必须经历一个过渡态里的探索。第三种类型，原来的地方融资平台转型为地方政府设立的明确挂牌的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比如政策性信用担保公司或者产业引导基金公司，既可以更专业化地聚焦到政策性金融体系里的某一项或某一类，也可以是当地政策性金融体系中一个带有综合性特征的载体。
（一）认识地方融资平台转型的三个重点 关于转型，相关认识上可以先强调三点：第一，在中国未来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政策性金融的重点、形态、机制会发生种种变化，但是由客观需要决定，地方层面的政策性金融，要贴合守正创新、守正出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这是中央反复强调的主线，是解决长期的、全局的问题的主线。政策性资金的市场化运作，对应到PPP，也对应到产业引导基金，亦可对应到融资平台转型以后业务方面的一些基本形式，都必须顺应市场逻辑，与市场兼容和与市场对接。消解地方融资平台的财政信用，并让平台发挥未来的应有作用，关键在于平台如何去财政信用化。杠杆式放大，则事关其绩效和生命力——我国不只是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资金极紧张，发达地区也不能说有多么充裕，近几年财政更是要过紧日子，必须追求少花钱多办事儿，四两拨千斤，落在结果上就是杠杆式放大。所以，平台正是地方政府必须要考虑的政策性融资的运行载体。
总之，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已经从比较单一的GDP倾向明显转向多维目标，这种竞争如果能够得到适度把握，可以对接到新供给经济学特别推崇的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状态。另外，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的状态，如果对其中国特色简单做个总结，有必要强调指出：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关系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否定之否定式的螺旋发展：从过去政府指令性统管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到政府和市场划清边界、要求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的两方井水不犯河水式关系处理，再到现在螺旋式上升到政府和市场主体能以伙伴关系，即PPP和产业引导基金等，共同做一些重大的国土开发建设项目，支持超常规发展战略。具体的生活中我们也听到一些问题，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难，这对实体经济发展非常不利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明年的经济发展同样需要金融发挥非常大的作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可能在减弱。第一点确实推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在1978年前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中我们的资金调配主要是通过中央计划来实现，对金融中介的需求比较少。
有了金融的发生和支持，经济中的规模效应、劳动分工才成为可能，经济发展也才得以加快。中国的数字金融刚刚起步，我们很幸运的是一些业务在国际上已经走在前列了。
放松一般来说就是两个：一是增长流动性的注入。所以监管比较弱这一点也需要改变。那该如何建立呢？ 我认为首先政策目标应该明晰三点：一是保障公平竞争。政府对于金融体系运行还是有不少的干预，具体来说有对利率、汇率、资金配置、跨境资本流动等各种指导和干预，还是比较普遍。
另外一类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像德国、日本银行在整个金融中介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另外一个是大科技行贷，大科技公司利用平台获客，利用大数据做信用风险评估。监管弱主要是说监管体系尽管比较庞大、比较完整，我们有机构、人员、手段、措施，但实际上在识别和化解风险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这个领域里也出现了很多风险，P2P平台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最多的时候我们有6000多家，现在已经清零了。
监管的目的是要平衡稳定和创新之间的关系。3、未来金融领域改革的两大重点 为什么我们今天对金融体系有很多的抱怨？我刚才讲了金融效率下降、金融风险上升。
如果说过去的增长模式是要素投入型的，今天要变成一个创新驱动型。在我看来，金融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发明之一，有了金融才会有后来的工业革命。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副院长。我作为一个研究金融问题的学者，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重点的时候，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金融要在明年稳字当头和稳中求进的策略当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1978年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家金融机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是非常庞大了，仅仅在银行部门大概就有4000多家银行。简单地概括一下，我们经过40年的时间重建了一个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的突出特征，具体而言就是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银行主导。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套金融体系肯定是发挥了它有效的作用，支持增长、支持金融稳定。过去40年，中国是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大的金融危机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所有的政策应该就围绕这三点，其它的政策目标可以让其它部门做更好一些。今天的讨论从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说起。
我想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教授的一句话说起，他对英国工业革命当时的经济历史的回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他的论断是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在金融创新中，还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
所以对每一个人合适的投资产品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总体上来说就两条：一是如果你愿意接受高风险，追求高回报，你要有识别风险的能力，也就是说你要清楚你在干什么。从2015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金融领域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早或晚地都发生了一些风险，从股票市场到债券市场，从影子银行到互联网金融等等。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明年金融体系能不能很好地支持政策的策略意图，其实是有一定的疑虑。如此看来，一方面我们看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减弱，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金融风险上升，这两者合在一起，反映出金融体系目前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本文整编自2021年12月14日中信出版集团举办的黄益平教授新书《金融的价值》直播大会。金融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支持经济创新？其中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事情可以考虑： 一是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金融中介的比重。
为什么过去有效，现在变成了效率下降？我们也做了很多实证分析，数量分析，我们发现政府对金融体系的一些干预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对经济增长是发挥正面效应，但最近确实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过去简单地拿存款、放贷款、支持粗放式的增长就不再足够，它们需要创新一些业务去支持经济创新。
我们知道，我们过去这一套体系实际上是更加适合于支持大型企业，因为过去我们做信用风险评估，要么看财务数据，要么看抵押资产，但中小企业这两方面的资质相对来说都比较缺乏。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变化，而且中国这方面走在前面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2018年数据库里头一共有130个国家构建了金融抑制指数，中国在这130个国家当中排第14位，即便经过40年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我们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相对还是比较多的。互动提问环节： 提问1：近几年，京东、滴滴这些企业都在做自己的金融，您觉得如何做好监管？目前监管还有哪些问题？ 黄益平：我觉得数字金融是过去十年来取得非常突破性的进展，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一直在努力地发展普惠金融，去年我们总结十三五期间，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看到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其实重要的突破发生在数字金融领域。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业务模式缺乏必要基本的金融逻辑的支持，实际上它是做不下去。这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决策层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态势还是比较担忧的，所以他们提出来明年的经济政策方针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同时提出了宏观方面、微观方面、结构调整等一系列的政策重点。最后需要有一定的问责，过去看到一些部门是机构有、人员有、规则有，但就是没有落地，没有落地的原因当然很多。这个转变对我们的金融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是我们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40年过去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国这一套金融体系，可以用几个词语来概括它的特点： 一是规模大。
其次，有了明确的政策目标以后，要给予监管部门足够的权力、足够的工具、足够的动力去落实执行这些政策。市场主导就是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在整个金融中介当中的比重比较高，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美国。
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金融体系过去是有效，现在变得效率就不那么高，甚至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同时要求金融模式也要转变。未来金融体系怎么继续往前走？总的方向还是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改革，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更多地要靠市场，而不是靠政府的干预，这是一个大方向。